吴昌硕用海派绘画笼罩日本艺术界

陆俨少 江南山色

吴昌硕 虞山古藤 嘉德拍卖供图

吴湖帆 云表奇峰

　　2010年前后一直被认为是“受到低估”的海派书画在书画市场的升温期。去年，为纪念吴湖帆诞辰130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吴湖帆收藏展，刘益谦的龙美术馆举办了规模甚大的梅景书屋师生作品展，上海博物馆亦将在今年举办吴氏收藏展。今年值关良诞辰115周年，各类有关关良的艺术展览与研讨活动接踵而至。收藏界对画家的研究与关注也反应在同期的艺术品市场中：近年来，吴昌硕、吴湖帆、谢稚柳和关良等有代表性的海派画家的作品成为拍场热点，成交价格也日渐攀高。

　　今年春拍已入尾声，就第一财经记者对数家拍卖公司预展书画部分的观察：西泠印社、工美、敬华这三家南方拍卖公司中，海派画家作品所占比重有明显的上升。同时，包括嘉德、保利在内的北京拍卖公司也可见到不少程十发、谢稚柳的作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书画学者汤哲明表示：“艺术市场近年来对海派绘画的低估，实质上是对民国时期艺术的低估。而现在，随着人们对现实的反思，民国时期的文化又重新被发掘和认识 。”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海派绘画。“海派的繁荣在民国，民国画坛的主要力量是海派。”近日，汤哲明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道。

　　在海派画家被一再重复地“审视”、“追认”，进而被市场“确认”之时，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境遇也成为一个被重新关注的话题。近日，在敬华拍卖举办的公开活动中，汤哲明做了一场题为“海上绘画的商业性与多元化”的讲座。

　　“我们今天说的海派绘画其实基本就等同于民国绘画。”汤哲明说。“因而，几年前，海派被低估，莫不如说是民国绘画被低估。”汤哲明这样说的根据在于，他曾经对民国时期海派画家的社会境遇做过细致研究。那时，到过上海的画家在千人以上，而其中具有一定声望的名家在100人以上。相对而言，当时北方画家的聚集地——京津地区的名家至多以三四十数，另一重镇岭南画派，名家仅以十数，且其中最知名的高其峰、高剑父都长期在上海画坛发展，高氏弟子黄幻吾是岭南画风的忠实传人，最终亦定居上海，被今人目为“海派”画家。

　　“海派书画作为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潮流，形成于清末民国时期，商业化是其最为重要的基石，艺术风格多元化是其主要特征。”汤哲明说。与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状况相应的，是人们对艺术的赞助方式。“中国的绘画从王权时代、宗教时代，从孤芳自赏的文人画时代走向众人皆赏艺术的时代，实际上是通过海上绘画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这种转折更大程度上是艺术赞助方式的转变。汤哲明认为：中国艺术在元明时期、文人画发展起来之前，都是“政教赞助”模式，艺术家由皇室、官宦和寺庙赞助，创作符合赞助者趣味的作品。在此前提之下，自宋至明初，如文同、苏轼、王诜、赵孟頫、倪瓒、曹知白包括沈周等极少数文人画家因其出身、职位与资产，自娱自乐地从事艺术创作，自不同于现代意义上依靠商业赞助的“画家”。

　　“政教赞助”和“商业赞助”，不能说哪一个更好。”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说道：“计划经济时代画家为政府‘包养’，轻视商业化画家，认为他们为钱创作。现在呢，人们又对体制内的画家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只是为政治服务。其实两种方式都能催生好的画家，其中关键还在于画家个人。”他补充到，“商业化与民主化是同时产生的，是跟垄断站在对立面上的”，因而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式。

　　“最终能够得到认可的都是有自己创造、有深厚修养的画家，纯粹商业化的作品依然并不怎么受欢迎。”他以清末在上海闯荡的重要画家任伯年为例：“任伯年虽然在同期画家中鹤立鸡群，但其画价却并不相称，主要因他生活在早期上海残酷的商品化环境中，缺少足够的精品力作所至。”

　　他向记者讲述“掌故大王”郑逸梅记录的任伯年生活片段：“任伯年有一段时间迷上捏面人，画画少了，他太太就跟他不高兴。”可见，短时期不画画，生活就趋窘迫。“说明在任伯年所处的时代，以画为生主要靠数量，质量自然高不到哪儿去。然而，任伯年之所以成为任伯年，是因为他在作画谋生之外，始终有自己的追求。”汤哲明说。

　　对话汤哲明：“被淡忘”与“需重估”的不止民国绘画

　　第一财经：2010年前后，有人说：海派被低估，这与上海藏家的风格有关，也与拍卖行的发展相关。

　　汤哲明：“海派书画价格低估”这个话题，其实有表面化理解的成分，缺少具体分析。

　　我想，“海派书画”价格相对低，第一是因为书画家人数特别多的缘故。民国时期，聚集上海画书画家人数占到全国画家的60%到70%，是近代书画尤其是民国书画的主力军，若要这些画家人人都很高其实是不现实的。这就像如今股市里几千支股票，要它支支成为百元股，可能吗？这一实属自然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稀释掉了“海派”高价位画家的价格，令人感觉“海派”书画普遍不贵。

　　第二、有很多当年在上海发展成名的画家，从严格的艺术史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纳入“海派”的范畴，却在如今被其祖籍或者其后的借居地划归为其本地画家，比如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都是长期发展并且成名于上海，如今并不被一些市场派人士认为是“海派”画家。比如像陆俨少这样土生土长的上海画家，因后来转居杭州被认为是浙江画家，因晚年定居深圳也被认为是深圳画家。这也从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人们头脑里“海派”书画的价值。事实上，从市场而言，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买卖主体的问题。就拿陆俨少来说，上海、浙江、深圳人都因陆俨少曾居此地，也各自认为他是本地画家。因此，陆俨少和前述的张大千、徐悲鸿、潘天寿等都属价格极高的画家，但却并未被计入“海派”画家的价格。

　　事实上，这是从市场理解而非从艺术理解的画派。这种情况在反向的例子里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如，定居上海的黄幻吾，从艺术风格与传承而言，他是标准的岭南派画家，却因长期居住于上海而不被广东人认为是岭南派画家。广东人很少买黄幻吾作品，黄幻吾作品主要是上海人买，加上岭南派相对风格统一，海派其实是全国画家风格大杂烩的因素，从市场的角度就造成了黄幻吾是“海派”画家的既成事实。广东画家少而上海画家多，广东买家的资金集中在岭南派几个画家的作品上，上海买家的资金被稀释在大量“海派”画家的作品里，这就造成了水平与岭南画家相当的黄幻吾，价格却与岭南画家相去甚远的事实。

　　第三、我认为最关键的其实并不是“海派”书画被低估，而是整个民国书画被低估。举例而言，民国时期北京名气极大的大批画家比如金城、陈师曾、陈半丁、萧谦中、胡佩衡、吴镜汀等等，其实价格还低于很多民国“海派”画家。“海派”是民国书画的主力军，民国书画被低估，人数最多的“海派”自然首当其冲。解放以后，北京事实上取代上海成为文艺中心，北京画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包括北京以外的，如傅抱石、石鲁等比较能够反映时政的艺术家，自然就得到了广泛宣传，为人耳熟能详。齐白石、徐悲鸿的画大量被印在毛巾、脸盆、茶杯等轻纺日用产品中，因而也脍炙人口。而当时广受影响的这辈人，正是如今艺术品市场的主力军，自然造成如今艺术市场的资金主要围绕着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享有大名的画家。相对而言，民国绘画在当年曾被视作“封资修”，画家中的很多人甚至被视为“反动”，虽然过去名声很大，却一度纷纷陨落，五十年来有很多为人淡忘，其艺术价值如今被低估，也顺理成章。

　　说到“海派”被低估，一方面有社会转型的原因，建国后艺术市场不再，原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海上画家挤到一家资源有限的画院里(很多人其实还没能挤进去)。虽然上海画院当年实力雄厚，但由于画家太多，官方也难以一一照应，造成了龙困于泽的现象，或者说有水平却缺少施展的舞台。相对而言，当时外地画家极少，资源丰富，故一个上海画家离开上海，常常称雄一方，比如去安徽的赖少其、徐子鹤，去浙江的陆俨少、陆抑非。另一方面，上海文艺的资源与品种都极丰富，文学、音乐、影视都很发达，分散了人们对绘画的注意力。

　　改革开放后，虽然上海的画家资源很丰富，但相对外地市场却得不到足够的追捧。艺术市场崛起后，拍卖公司的运作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北方很多公司背景很深，也更为开放和大气，竞争充分，市场运作得自然好。上海市场相形见绌，其实有偶然的体制原因，如龙头企业缺少应有的示范作用。不少上海画家如今能够脱颖而出，往往是依靠延续着民国风尚的港台市场，比如吴湖帆、林风眠、谢稚柳、陆俨少、刘海粟、朱屺瞻、程十发与唐云等，在进入2005年以前，主要依靠海外市场，至今海外藏家仍是其重要拥趸。

　　第一财经：在近两年的市场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收藏者将精力和财力投放到某一个板块，使得市场的某些领域出现了热点？

　　汤哲明：有，但还是比较个体化的，规模不大。比如收藏关良画作的浙江藏家罗立火。他喜欢关良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有限的资金、不计回报地尽力“血拼”关良作品。他对关良有质朴的感情，我觉得关良艺术的爱好者也应该感谢他。但有人说这是“炒”，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陈旧的观念，准确地说这应该叫作推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今天对艺术起到推动作用的逐渐由过去的政府部门转变为艺术市场与收藏家，这是无法逆转的潮流。把商业推广简单地视作“炒”，其实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里视商品化为洪水猛兽的片面认识。上海有位画家叫陶冷月，曾经画价很低，2000年时才几千元，通过上海与海外藏家的发掘与推广，价格渐达到几百万之巨。对于一个画家而言，收藏家很重要，他们的后代也很重要，他们可以为艺术家整理资料，做宣传。比如，陶冷月之子陶为衍在这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谢定伟为其父母谢稚柳与陈佩秋也做了大量资料工作；吴湖帆后人吴元京、吴亦深也是如此，这都很值得人们尊敬，更值得效仿。

　　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观念，认为对画家的宣传仅仅是政府的事。民国时期的海派画家有内涵的非常之多，但目前他们之所以被低估，缺乏推动是主因。提个简单的问题，推动关良的为什么是浙江藏家？为什么不是上海藏家？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关良怎样的艺术特点让人们如此关注？

　　汤哲明：他比较早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绘画，并且将之和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写意结合，拿捏得比较好。他的画里有“文人画”生拙的韵味，也就是在趣味上跟儿童画有相通之处：追求返璞归真。

　　第一财经：吴湖帆是你很喜欢的画家。他的东西秀雅、干净、文人气息浓郁，最近也是被提及很多。

　　汤哲明：吴湖帆是典型的、在解放后陨落的画家。民国时代，他曾是海上画坛的盟主。吴昌硕时期的上海地位如日中天，吴昌硕的影响力也发散到全国甚至是海外，这使得吴昌硕如今的地位依然很高。但当吴湖帆开始在上海产生巨大影响力时，上海的地位却不复以往，他的影响力因此没有被发散出去。

　　当然，吴昌硕与吴湖帆的风格也不一样。前者是大写意，而吴湖帆还是追求中国画的正统，延续宋、元和清初四王的风格。近两年，不光吴湖帆，其祖父吴大澂也日益受藏家重视。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袁世凯家族收藏的吴大澂《纂书九言联》以港币五百多万元成交，成为全场最高成交书法作品。其实近年受到重估的民国艺术，主要还体现在晚清和民国的书法上，绘画还在其次。

　　第一财经：民国时期的绘画被重新认识，反应的其实是社会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转变。

　　汤哲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文化远没有达到那时候的繁荣程度。这些年出现的民国热，其实是对建国以后一些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思，是对中国人文传统的重新认识。海上绘画是民国绘画的主力，当年在日本觊觎并欺凌中国之时，吴昌硕却以其艺术征服了日本艺术界。而现在呢，我们的孩子看的都是日本动漫。

　　近年的民国热也存在美化过头的情况，任何一种潮流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对对此，我们无需杞人忧天，而是应该看到，在这一文化反思的大背景下，在不远的未来，民国绘画会逐渐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