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期待“百花齐放” ——

广袤的中国，地大物博。多彩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发于这片土地，又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过，“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

多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处于失衡局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振兴乡村文化，不仅是当务之急，更具长远意义。

13日至19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带队，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调研组在内蒙古走社区、访嘎查，进蒙古包，随后22日至26日，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带队的同主题另一路调研，在湖北省荆州和宜昌的市县乡村深入展开。

尽管蒙鄂发展水平不同，南北民族文化存在差异，但调研中可以发现，经过近几年的部署和落实，我国不仅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还初步建成了包括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基层文化活动丰富而充满活力。

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同样呈现出新需求和新变化。凡益之道，与时同行。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成为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美丽乡村的呼唤。

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

无论在辽阔草原的内蒙古，还是在多民族聚集的湖北。调研组最大的感受，莫过于今日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

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农民群众，有了钱之后也开始有了“闲”。

调研组一行来到龙舟坪镇两河口村时，69岁的文化队长身穿大红褂子，正跟文化队队员们一起演练节目。

谈起现在的农民生活，瘦高个子却精神矍铄的老队长笑得合不拢嘴。委员们问，您觉得什么是文化？他不假思索地说，文化就是快乐。“现在农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不愁吃喝以后得有点别的追求，啥是文化，我们老百姓就觉得文化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畅。”

几句大白话，说乐了一群人。在人群中，龙舟坪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宿永祥笑着补充说，“其实就是现在的农民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曾几何时，人们在谈论农村和农民时，有意无意会贴上“没文化”的标签。但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可以凝聚人心、激发正能量，真正让人们有家园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先进文化占领农民群众思想主阵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农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都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委员认为，内蒙古十分重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因为文化的问题，更是固边安边、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

因此在调研中，我们能听到张继委员在内蒙古的感慨，“在对边远牧区的走访中，发现尽管地域广、人员稀，牧民们仍然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文化服务，真是没想到。”

也能看到刘月宁委员在湖北的感动，“松滋市有关部门对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发挥了前瞻性作用，卸甲坪土家族乡山歌大王宁远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对上万首山歌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这无疑是当前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文化中的瑰宝。”

然而经过深入调研，委员们收获了成效和经验，也发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农村文化根植于一套乡村独有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由各地不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所以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跟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而委员们发现有一些矛盾的产生恰恰就是源于“不相融合”。

文化服务需与文化需求“精准”对接

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出发，不难看出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以标准化手段优化文化资源配置。

按照这个思路和要求，其实各地为了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出台了系列文件和举措，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在服务内容、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和人员配备等方面制定明确标准和相应实施方案。

“经过调研有一个深刻体会，有些文化设施属于典型的‘只管建不管用’，一次性建设较多，建成后的运行维护管理问题比较突出。”天津市河东区副区长丁梅委员分管文化工作十几年，“当我们的文化设施建成后，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至少说明这个文化设施跟群众的文化需求是脱节的。”

“文化送到门上，但没送到百姓心坎上。文化设施建到村口，但不符合村民胃口。文化产品放到网络，但未得到网虫热络。”这段生动形象的话，是张复明委员的调研“心得”。因为格外关注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结构和利用效率问题，张复明留意到一些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大量闲置，甚至无人问津的现状。

针对这个现状，包括王建国委员、谭跃委员等在内别的不少委员都提出建议，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在文化场馆设施和群众文化活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更加注重形式创新和内容更新，更加注重便捷性、选择性、互动性，更加注重娱乐性和教育性的融合协同，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效益效力。

委员们并不在同一路，但这样的“不相适应”似乎是共同的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新的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或许没有变，但服务的形式一定会有变化。至于这个变化应该是什么？那似乎应该看看我们今天服务的对象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的农村，大部分中青年人都外出打工，剩下的老人妇女孩子居多，比较受欢迎的文化活动似乎应该是广场舞和本地特色文化活动。”宋华平委员原本以为，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的乡村，文化活动是可以想象的。

但让宋华平没想到的是，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并不单一匮乏，中国书法他们同样十分喜爱，宋华平说，每次春节之前去农村写春联送春联，老百姓把书法家们围得水泄不通。而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群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进行的文化活动同样占比不小。

事实证明，立足于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公共文化服务还是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像拧螺丝帽一样，要能拧得上，要合适。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工程。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一方面，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紧紧依靠和充分调动农村文化建设主题———农民的力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丁伟委员提出，应该立足于城镇化发展趋势，针对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的农村社会现象，研究制定农村文化建设政策，使城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形成良性互动、互为补充。

朱晓进委员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要提升服务效能首先要重点研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农村群众文需求的特点和趋势，清楚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从而使制定的公共文化政策有更强的针对性。

用本土文化打通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怎样去理解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们总说送文化、种文化。言下之意，似乎村民们自身并没有文化。”潘鲁生委员表示，其实文化不仅是文艺，更不只是娱乐，文化是生活的艺术，不能用我们城市里想当然的文化去改变一个地区的固有文化。“一定要听听农民真实的声音，关注他们的文化娱乐，也关注随着科技进步、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他们带来的新的需求。不能用行政的手段，而是在尊重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弘扬优秀文化。”潘鲁生表示。

廷·巴特尔委员在牧区工作40余年，作为嘎查致富带头人，每年都有上万牧民慕名前来，希望听他讲课。“我从来不用稿子，也不给他们讲高深的东西。就讲养牛，为什么我养牛挣钱，你的却赔钱。我盖的房子好用，你的不好用。”牧民们听得聚精会神，台下没有一个玩手机的。”廷·巴特尔说，文化不是单一的学习书本知识，对于农牧民来说，需要的生产生活技能，都是文化。他们乐意学到新鲜事物，要给他们送感兴趣的文化。

还有委员发现，我们建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场所、设施，但相对来说文化活动还是少了一些。丁元竹委员对记者表示，他最关注的是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配套中，如何把人力资源也配置上去。比如动员全国各地的文化团体，通过经营服务的方式，参与到当地的文艺活动，把场所、设施充分利用起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样我们投入的物质才是有效的，才能让更多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但其实在农村基层，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很难截然分开。

委员们发现，一些街坊邻居吃完饭来图书馆和文化场所，除了看书，也是想交流生活、放松心情。所以基层文化服务要把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圈子，凝聚基层正力量。

在调研中，吴尚之委员饶有兴致地拍下了内蒙古一位村民自己编著的二人台剧本，在他看来，剧本写得十分鲜活接地气。“元杂剧刚兴起的时候，也是一些农村的秀才在创作，得到了百姓的喜爱。”他表示，应该鼓励村里“文化人”的创作积极性，通过他们编写戏剧给农民看，不仅仅依靠上面送戏下乡，反而能有更大的共鸣。

无独有偶，在湖北省的土家族村，调研组感动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对于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推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连用了几个形容词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母体和根基就在农村。现在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重视‘送文化’、‘种文化’，还要下功夫‘挖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不断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社会主义文化新内涵，生生不息，一代一代持续传下去。”

或者，这些乡亲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的文化，才是最与水土相服的。

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发动全社会力量

如果说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主要来自政府，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就更加“依赖”政府。

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加入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由于受政策、资金等因素制约，社会组织在农村发育缓慢，还不具备为政府分担职责、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可以采取政策鼓励、资金扶持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逐步优化服务供给结构，满足广大居民多层次的文化服务需求。”刘广委员说。

而调研组在湖北省也发现当地基层推行的“以钱养事”制度，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形成一种分摊机制，即“引导重心在中央、规划重心在省、管理重心在县、服务重心在乡村、消费重心在社区”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架构。

然而无论怎样的机制和架构，让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落地的还是靠人。

“在这么多地方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但凡基层文化做得好，肯定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好的带头人。”周予援委员回忆道，有的是文化站长，有的是文化中心户，但这些有着乡土情怀又本身热爱文化的老站长和老文化中心户，大都年纪已经不小了，未来还有谁能接班吗？现在基层文化人才严重不足，后继就更堪忧。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人，关键靠人才。

当前受地理位置、薪酬待遇、发展平台、人文环境等因素限制，乡村“硬件”和“软件”先天不足，乡村人才工作氛围不够，普遍存在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的现象。

当然，为了激发农村基层文化人才活力，调研组也发现了各地的积极经验，指导制定更加宽松的文化艺术人才评价相关办法，探索推行“县聘乡用”制度，采取镇委宣传委员兼任文化站站长、参照事业单位待遇配备文化站工作人员、发展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充实和加强文化站工作人员队伍。

“人才本土化的培养不容忽视，各地学校在公共文化建设上也可以有所作为，不要把未成年人的教育与文化脱离开，本来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要把教育与文化深入融合在一起。”吕成龙委员坦言，这样的启发来自调研组所到的松滋市卸甲坪村明德小学，这个学校每一个年级学习一项当地民俗文化，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与体育、教育都在融合在一起，对于文化的保护传承非常有意义。

夏潮委员认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和骨干人才力量同样重要，“党员的作用不仅在带头致富，还要体现在助推乡村精神文化上。”

大力支持培育激励一批农村文化服务的本土化的骨干工作队伍，这是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最后一公里”的最根本的力量。“要在最根本的关键环节设立奖激励机制，还要将打造骨干人才队伍与调动人民内生动力结合起来。”在张妹芝委员看来，文化是人精神需求的本能，把群众内心中这个本能和原动力激发出来，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两路调研的足迹纵横南北上千公里，“一竿子插到底”的调研方式让委员们更深切了解中国乡村的文化需求与供给现状。在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刘晓冰看来，通过切实提高调研质量和效果，委员们在咨政建言和凝聚共识上充分发挥作用，也必将为助推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踏踏实实出一份力。